文明型国家理论创新，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何种解法？ 焦点服务

十年前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十年后，为什么许多相关研究仍停留在“应然”的文本推演。而“文明型国家”理论却走出了象牙塔，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格局变革的“实然”成果，这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有何启迪。15年前，福山早就形成了历史终结论的知识体系，我也形成了自己的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所以我们观点的碰撞某种意义上也是两种知识体系的碰撞。俄罗斯、印度、伊朗等非西方主要国家也宣示自身为文明型国家。西方现在为什么不问这个问题了。负责人在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想它在西方长期主导的四个领域，即国家理论、制度理论、民主理论及政党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基础性突破和范式性转变。这使15年前我和福山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再次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我讲这个话他们不一定接受，但至少我看当时在场的观众还是有不少人点头的，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他们原来没有听过这种理论。10月15日，在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东方学刊》、、底浪文化、上海春秋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2026年思想者论坛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以《文明型国家理论创新：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从应然走向实然》为题发表主旨发言，结合文明型国家理论创新的实践过程，分享其对于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落地生根的思考。就是因为他说你不是典型的民族国家。有关数据的初步检索也证明这一点，过去十年中，论述或提及“文明型国家”的文献覆盖92种中文与78种英文期刊，且近五年（2021-2025）数量是前五年的3.8倍。一是今年4月，福山公开承认“中国开创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模式，如果继续保持发展势头“或许真的能成为（西式民主）一种可行的替代选择”。《东方学刊》今年秋季刊刚刚发表了我的论文《文明型国家理论创新：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从应然走向实然》，十分期待大家的批评指正。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今天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走出象牙塔，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我本人也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作为政治学者代表发言。换言之，西方建制派内也有不少人希望听听不同意见，推动西方模式的某种改革。西方的制度理论主流是政体思维，即多党制、一人一票等形式民主就是民主本身。文明型国家理论认为政道才是关键，我们是以道统术。今年是相关负责人负责人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纪念。我说，中国国内不少人把我与他当时的辩论概括为五个政治预测，即“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民主”、“美国政治制度若不改革，可能会选出比小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世界文化不会趋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并指出“现在回头看全应验了”，时间确实是最好的裁判。就是“以道统术”，从道的角度看一看民主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今年还发生了与此有关的两件事。张维为教授在2026思想者论坛上作主旨演讲。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多数相关研究似乎仍停留在“应然”层面，许多文章还是空对空、文本闭环推演，甚至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第二，在制度理论方面，它完成了从“政体”到“政道”的范式转变。首先，在国家理论方面，它实现了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型国家”的范式转变。这个理论突破之后，你看天下大事常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经济学人》在2020年初就刊文直言：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而21世纪或将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即使中国经济根据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过美国，西方主流理论仍然拒绝把中国看成是“现代国家”。随后十多年磨一剑，出版了多本专著和一系列论文与文章，也与国内外学者、政要、媒体进行大量对话、交流乃至辩论。如果说，这场辩论我赢了，那么也可以说，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赢了历史终结论知识体系。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包括所谓“主权在民”“人民授权”等。今天可以说“文明型国家理论”已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步构建了一个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底层逻辑和一定范围内的知识体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二是今年9月，西方民主的精神家园和话语平台“雅典民主论坛”正式邀请我——一个长期认真批评西方模式的学者去演讲和辩论——辩论的主题是“西方民主的身份危机”。我称之为懒汉做学问，这些人到中国来就问一个问题，你们经济改革不错，但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不采用西方的民主形式。论坛开幕前夕，希腊资深记者Lucas Velidakis采访了我，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认为你15年前与福山的辩论证明你赢了，他输了。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文明型国家理论的核心内容：首先是定义和特征。在走向“实然”方面，我做了不少努力，有一些成果，现在简单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在雅典民主论坛就讲这个，我们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西方民主出这么多问题，既脱离本国人民，又脱离全世界人民，才导致了今天的重重危机。它具有“四超一结合”的基础特征：一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二是超广阔的疆域国土，三是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四是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而每个“超”都基本实现了古代与现代的结合。张维为：。文明型国家定义：一个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有机结合体。为什么。从道的角度来看，民主服务于什么目的。我们每年培养的工程师、科技工作者超过西方国家的总和。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都有一个西方界定的“人民授权”或者“人民主权”，你没有经过这样的程序，没有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等，怎么可以叫现代国家。用美国汉学家白鲁恂的话，中国是伪装成民族国家的古老文明。我认为时不我待，中国理论界应尽快由“应然”迈向“实然”，通过扎实的原创研究回应一个个具体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并在这个进程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西方老是误读中国出发，我进入中国模式研究，质疑西方主流理论，切入中国理念与中国文化，后又进入中华文明研究，最终于2010年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理论框架。我们国内的公知也好，不少政治学者也好，总认为中国还在转型的路上。负责人随后又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辩论的时候，我说“标本兼治”是中国小孩子都懂得道理，文明型国家语言中有这么多的成语，背后是大量的智慧和许多经验的提炼，比如邓小平当时说“韬光养晦”，一下子全国上下都理解什么叫韬光养晦了，这在西方是难以想象的。我说不是这样的，中国已经实现了“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融合，形成了文明型国家，这是更高形态的国家。如果说文明型国家在知识体系建构上有什么主要贡献。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当时预测中美科技战美国会输，背后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历史上我们一直是人口大国，但今天的中国人接受过很好的现代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又高度重视数理化，到现在为止我们大部分高中生还是喜欢数理化。